1991年3月，柏林。

　　春天来得比往年早。菩提树下大街两旁的树开始发芽，空气里带着一种久违的生机。

　　维尔纳站在新租下的办公楼前，抬头看着这栋五层的老建筑。楼体刚刚粉刷过，米白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。门口挂着一块崭新的铜牌：“维尔纳人道主义基金会”。

　　“感觉怎么样？”玛格丽特从车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。

　　“像是在演戏。”维尔纳点了根烟。

　　“演戏也得演得像。”玛格丽特递给他文件夹，“董事会名单，你再看看。”

　　维尔纳翻开，快速扫了一眼。名单上有十二个人：三个前东德政治犯，两个异见分子，一个前《明镜》周刊记者，还有几个西德的企业家和社民党的地方议员。

　　“你这次可真是大手笔，捐一千万马克，为了什么？”玛格丽特问。

　　“为了让那些记者闭嘴。”维尔纳掐灭烟头，“去年《法兰克福汇报》还在追问我'东德时期的灰色收入'。现在我成立慈善基金会，他们就得换个说法了。”

　　“聪明。”玛格丽特说，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真打算拿这一千万帮人？”

　　“为什么不？”维尔纳推开大门，“反正是要花出去的钱，不如花得漂亮点。”

　　楼里已经在布置了。工人们正在搬运办公家具，墙上挂着几幅照片——都是东德时期的老照片，柏林墙，排队的人群，破旧的公寓楼。有意选择的记忆，恰到好处的煽情。

　　“贝特利希先生。”一个年轻女孩走过来，是基金会的秘书，“记者们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。”

　　“多少人？”

　　“八家媒体，十二个记者。《明镜》《法兰克福汇报》《南德意志报》都来了。”

　　维尔纳看了看表，距离新闻发布会还有半小时。

　　“我上去准备一下。”他对玛格丽特说，“你帮我招呼他们。”

　　五楼是他的办公室，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有品味。书架上摆着一些经济学著作，还有几本关于东德历史的书。办公桌上放着一张镜框照片——1989年11月9日，柏林墙开放那天，人群涌向检查站。

　　维尔纳坐到办公桌后，从抽屉里拿出讲稿。这是他昨晚写的，反复修改了三遍。

　　“我在东德生活了几十年。我见过太多苦难——失业的工人，破碎的家庭，绝望的年轻人。统一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但转型的阵痛是真实的。作为一个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，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……”